弘利配资
作者简介：
曹周天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、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、期刊编辑室高级编辑，教育学博士，博士后
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-2035年）》提出“打造培根铸魂、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”，明确了新时代教材工作的目标要求。学习和传承教材编写与研究的优良传统，是做好教材建设、管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曾涌现出一大批为教材事业辛勤付出的先驱。这支队伍中，既有声名远扬的学界耆宿，也有经历丰富、技艺精湛的资深编辑，更有长期扎根一线的教学名师，他们为构建系统完整的新中国课程教材而共同努力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为亿万学子提供了滋养心灵的精神食粮。
深入总结老一辈教材人的宝贵经验与崇高精神，对推动教材理论和新中国教材史研究意义重大，同时也能对教材的建设、管理乃至使用工作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，为当下的教育人和教材研究者提供精神洗礼与前进动力。
一、坚持真理、实事求是，铸就精品教材的责任与风骨
编教材是一项讲求科学的实践活动，必须确立坚持真理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，这是老一辈教材人对待教材工作的责任担当与精神底色。叶圣陶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，他主张教材内容的整体筹划要避免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的随意；文体方面主张兼容并蓄，且“各篇须是各体的模式”；课文撰写则力求“念来上口，与平常说话一个样，而且不背于名理”。他不仅要求教材“文质兼美”，不许有一个错字、错标点，更强调“及时供应，课前到手，人手一册”的责任。这种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贯穿于教材编写与研究工作始终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1. 于毫厘处求真，对细节内容的反复推敲
教材编写需要经过反复修改与打磨。叶圣陶编教材的一个“独家秘籍”，就是组织编辑集体讨论选文，并找普通话好的编辑朗读课文，在听的过程中推敲字句。据刘国正回忆，改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时，过程极为严苛：叶老先让懂法文的同志核对译文是否忠于原意，再请北京话流利的同志审视是否符合语言规范，然后集体讨论，最后由叶老总结定稿。“就这么一句一句下来，一天能改上几段就不错了。”
这种同心同德、忘我工作的精神，亲历者文以战也记忆犹新。他回忆当年参加编写小学语文课本的经历：负责同志包括叶圣陶老人，和一般同志没任何级别间的隔阂。课本初稿出来，全室团团围坐，社领导亲自主持，责任编辑自己读，大家坦诚提出修改意见，毫无芥蒂。叶老对文字的要求几近苛刻。刘国正回忆，一篇稿件在送达叶老审定前，需经过编辑自改、室主任修改、书稿检查科校订等多道关口。即便如此，叶老退回的稿件旁，往往还附有上百个写在小纸条上的修改意见。
2. 于批评中求是，虚心纳谏的雅量与智慧
实事求是的作风，也体现在虚心接受批评、从善如流的雅量上。据担任过叶圣陶秘书的史晓风回忆，一次课本审读会上，一篇课文写道：少年英雄将敌军引入包围圈后，飞奔至河边，在敌人举枪射击时，“枪没响以前”，小英雄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史晓风当场提出，“枪没响以前”这个“没”字可以删掉。叶先生没有马上表态，而是下意识地做了一个举枪、瞄准、扣动“扳机”的虚拟动作。几乎在扣动“扳机”的同时，叶先生说道：“好！‘枪响以前’，干净利落，不要这个‘没’字。”
叶老这种“从谏如流”的品格贯穿始终。记得有一次在座谈会上，张寿康对叶老说：课文里选了您的一篇童话《蚕儿和蚂蚁》。“蚕儿”的说法不规范，普通话里“蚕”是不儿化的，最好改成“蚕和蚂蚁”。叶老立即表示同意。从那以后，这篇童话的题目就改成了“蚕和蚂蚁”。这种严谨开放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后辈。刘国正坦言：“叶老常讲，文章要读起来上口，听起来悦耳。文章写好后要朗读一两遍，凡是不顺当的语句都要改一改。”“至于一些细微的地方，如叶老主张不用‘时’，用‘时候’；不用‘并’，用‘而且’；不用‘已’，用‘已经’；少写长句，慎用分号、删节号等等，已经形成我的写作习惯。”
3. 于流程中求效，科学规范的编辑出版方法
面对部分老编辑“我们的生产工具是软绵绵的脑子，不是硬邦邦的机器，怎么能订计划”的观点，叶圣陶强调编辑工作同样需要“施工计划”。他深刻指出，教育出版任务紧迫，教材何时出版，关乎全国学校的教学约定，不得更动。因此，从规划到定稿，必须经过周密的安排与适当的选择，才能“以最经济的时间和手续收到最大的效果”，确保按时交付高质量的教材。他坚信：“要保证编辑计划的完成，必须好好地制订施工计划，而且随时检查施工计划的执行情况，直到工作完成为止。”
4. 于读者处求证，对一字一句的高度负责
严谨求实的作风，最终落脚于对读者的高度负责。1964年，一位高中生写信给叶老，指出高中语文课本中《〈普通劳动者〉是一篇很好的小说》一文有一处明显的错误。叶老立即复信说：“我非常感激你们，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，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。”他坦承学生所说完全正确，是自己“说了不正确的话，叫人家受累搞糊涂”，并立即写信给出版社请求更正，信中反思自己“下笔粗疏，贻误读者，实感惶愧”。叶老这种身居高位、声名卓著之后依然保持虚怀若谷、严于律己的精神，令人由衷敬佩。
二、严谨治学、笔耕不辍弘利配资，奠定教材事业的学术根基
一流的教材离不开高水平的研究作为支撑。老一辈教材人不仅是躬身实践的编者，更是勤于思考、善于总结的学者。他们始终以研究的姿态对待教材工作，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和治学品格，值得我们深入学习。
1. 理论自觉，将编写实践升华为科学研究
叶立群回忆说，叶圣陶先生时常教导大家，“编写教科书不能‘捡到篮子里就是菜’，要像蜜蜂那样，吸取百花精华，酿出蜜来，我们要吸收有关的各种知识，融会贯通，才能写成教科书”。辛安亭在《中学历史课的教学问题》中写道：“我常想如果历史课本的写法，高小以人物故事为中心，相当于纪传体；初中以历史人事为中心，相当于编年体；高中以历史问题为中心，相当于纪事本末体；则高小得到的是历史的点的知识，初中得到的是线的知识，高中得到的是面的知识。这样既可避免前后重复，又能逐渐加以补充，学起来有趣，了解也容易深刻。”戴伯韬认为：“课程、教材和教法的研究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，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编出高质量的教材。”叶立群也曾感慨：“回顾35年来的经验教训，深切感到要编好新的一轮教材，必须做到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。”
2. 务实求真，深入一线的调查与笔耕不辍的钻研
这种理论自觉并非空中楼阁，而是植根于务实的行动之中。戴伯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工作期间，每年都亲自率队深入一线调研。他为调查工作立下了严格规矩：出发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围绕核心问题，针对不同对象拟订详细的调查提纲；开会时要虚心求教，甘当小学生，并鼓励不同意见的碰撞；结束后必须全面、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各种意见，写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；最后，调查成果要切实反哺于教材的编写和改革，真正起到提高教材质量的作用。
除了深入一线的集体调研，笔耕不辍的个人钻研同样是他们的治学常态。刘国正在繁重的编务工作之余，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整理经典作家论述，出版了《论学习语文》，又与友人合作编撰了两卷本《寓林折枝》。若是没有发自内心的研究自觉和持之以恒的毅力，这些成果是很难问世的。
3. 学养深厚，以大家风范滋养教材事业
前辈们的治学精神与研究实践，最终沉淀为一笔宝贵的智慧财富。他们当中许多人本就是各自领域的大家，如吕叔湘的语言学研究、王泗原的《楚辞》研究、张毕来的《红楼梦》研究、陈乐素的宋史研究、邱汉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、吴伯箫的散文创作、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创作等，他们深厚的学术造诣为教材注入了不竭的生命力。
为了全面呈现百年来教材领域众多大家的研究成果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成立70周年之际，推出了“中国教材研究文库”大型丛书。这套丛书不仅是新中国首套教材研究专家的大型选集，更是我国教材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缩影。它荟萃了叶圣陶、戴伯韬、辛安亭、徐特立、陈鹤琴等数十位中小学教材奠基者与开拓者的研究精华，为今天的教材建设者提供了完整而厚重的基础性材料，同时也是对老一辈教材大家最好的缅怀与纪念。
三、春风化雨、甘为人梯，传承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
编好教材，既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，也离不开前辈专家的经验与智慧。老一辈教材人循循善诱、诲人不倦的人格风范，尤其是他们甘为人梯、悉心“传帮带”的优良传统，是教材事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
1. 亲炙教诲，于言传身教中领悟大师风范
叶圣陶先生是这一师者风范的杰出代表。他的教诲并非居高临下的指导，而更像是春风化雨般的浸润。地理学科编辑陈尔寿回忆道：“小学地理新课本之所以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，是同叶圣陶先生的亲切关怀、热情教诲、具体帮助分不开的。叶老首先肯定了新课本的编写思路，对选材、成文、插图表示赞许。他审阅书稿时，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面对面地一字一句推敲，既指出课文中科学性、思想性、逻辑性方面的问题，又把造句、用词、语法等不当之处一一修改，并说明修改的道理，让我受益匪浅。”
这种细致入微的指导延伸到生物、自然等各个学科。张玺恩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在叶老身边工作过几年，他曾回忆道：“各编辑室送请叶老审查的书稿，叶老看得很仔细，不仅认认真真审阅中小学语文书稿，也认认真真审阅自然科学书稿。总编室和社办公室送请叶老审阅的文件稿，叶老也认认真真修改。书稿和文稿审阅修改后，还把有关人员找到他的办公室——说明为什么这样改，既严肃要求，又谆谆善诱，使大家倍感亲切，受益良多。”方宗熙回忆，叶老亲自审阅他编的生物和自然课本，不仅一字一句地修改，还告诉他：“你的文章还有‘洋气’，许多句子太长了，我国文章的特点之一是短句子。”
更令人动容的是叶老发自内心的平等与真诚。刘国正回忆道，近20年间，叶老“从不以社长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进行指责，更没有发过脾气”。批评时充分讲理，他对语文教学有许多非常高明的见解，但从不以己见强加于人。“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道德文章有很大的感召力，是一位真正做到不言而教的可敬可爱的师长。”“如坐春风”是许多同志的共同感受。
2. 搭建平台，在集体培养中厚植成长沃土
这种“传帮带”的精神，并不仅仅是叶老个人的风范，后来更是被固化为一种制度与传统。人民教育出版社历来重视对年轻编辑的培养。据叶佩珉回忆，1959年社领导为培养青年编辑举办了“语文学习讲座”，邀请叶圣陶、张志公、王泗原、隋树森等多位专家讲课。他们讲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，讲语法、修辞、逻辑，还讲编写教科书的写作要求和方法，并且通过讲评听课学员“作文”的方式，具体指导如何使教科书语言通顺简明、体系符合认知规律。
这种“传帮带”的扶持，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厚植了人才成长的沃土，使得一代青年编辑迅速成长，并最终成为支撑教材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。董振邦回忆叶老给编辑讲课的情景时说：“叶老讲课，通常先印出一篇已在报章杂志上刊载过的文章发给每个编辑，让大家自己先挑挑文章的毛病，而后他一一指出毛病所在，应该怎样改。……叶老的课给我极大的震撼，促使我学了些语法修辞方面的知识。”刘国正更是将这一时期视为自己的“迅速成长时期”，这得益于当时一批前辈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。他说：“当时……叶圣陶社长亲自领导中学语文的编辑工作，还有朱文叔、吴伯箫、张毕来、隋树森、王泗原等先生都是我的好老师。诸公的言传身教使我有如沐春风之感。我向他们学习渊博的知识，学习衡文的深刻识度，学习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，特别是学习认真而宽容的学者风度。”
3. 无私“传带”，在点滴关怀中感受前辈温度
这种无私的“传帮带”文化，已内化为一种普遍风气，在日常点滴中散发着温度。王宏志回忆当年向历史编辑室老专家王剑英请教的情景：“他总是热情地帮我查找，甚至登桌椅爬到很高的地方去拿，从不厌烦。有时他还指导我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，这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，帮助很大。”王莉曾回忆道：“我为书稿中一个古文出处的问题向张中行老先生请教，他先是脱口而出讲解大意及出处，然后，又从书柜里拿出那本书，熟练地翻到某一页，耐心地详细讲解，这份深厚的学养真让我由衷敬佩。”甚至连个人习惯，前辈们也善意提点，陈乐素先生就曾手把手地教年轻编辑：“你的字要好好练练……横要横，直要直。”
这份对前辈的敬仰与亲近，是几代出版人的共同心声。聂震宁曾说：“很多新编辑往往希望能见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编辑名家，其中也许有好奇的成分，可更多还是对自己的出版社有更加感性的认识，对自己职业的自尊自重，对出版社优良传统的致敬。”从教材版权页上遥不可及的名字，变为眼前可以亲身请教的老师，这种传承的力量激励着后辈不断精进。就笔者的体会来说，在从事日常编辑工作中，每次收到审读专家反馈来的修改稿，总能从中受益很多。有些审读专家的字迹清秀，对修改符号的运用驾轻就熟，经他们之手的一页页修改稿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这样的感触，总让我体会到学海无涯的真谛，并燃起强大的学习动力。正如张玺恩所总结的：“社会实践是真正的大课堂。”老一辈的“传帮带”，正是这个大课堂中最生动、最宝贵的一课。
四、心系天下、为国育才，坚守立德树人的教育情怀
《光明日报》曾刊文将“人民教育出版社”这块金字招牌的内涵解读为“心系人民，情系教育”。这一解读道出了从事教材编辑出版工作者共同的心声，也正是老一辈教材人教育情怀的真实写照。这份情怀熔铸于他们崇高的使命感、务实的实践精神与严苛的治学标准之中，共同构筑起为国育才、为民著书的基石。
1. 心系家国，源于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
驱动老一辈教材人忘我奉献的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使命感。文以战回忆当年在叶圣陶、辛安亭领导下参加教材编写的经历时十分感慨：“教科书工作是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部分，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。从这个认识出发，产生严肃的责任感，光荣的自豪感，就自觉地全力以赴，不计个人得失。那时候八小时以外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，压根儿没有奖金、加班费什么的，大家从不说辛苦，都意气奋发地工作。”
2. 深入一线，植根于教学实践的求是精神
这份崇高的使命，最终落脚于脚踏实地的行动。老一辈教材人深知，编好教材，既要研究学科发展规律，也要研究学生身心发展规律。为了使教材的编审工作更加契合学校教学的实际，1966年以前，叶圣陶除了经常到大、中、小学讲课，与师生座谈，到外地学校视察外，还将北京的景山学校、二龙路学校、丰盛胡同学校作为教学基地，将所编语文课本先在这三所学校试教，在实践中检验课本是否好用，探讨教学方法，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。在1962年的短短四个月里，叶老亲身参与备课、听课、讲课就有14次之多。
人教版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
这并非个例，而是一种制度性自觉。从人教版第一套教材开始，各科教科书编写者按照要求，要以一个编书者的身份去担任自编课本的教课工作，体验课本的缺点。历史学科编辑王芝九就曾在1953年秋季学期到北京市八中兼教高一历史课，“目的在了解我编的高中课本世界近代史第一册的实际教学效果”。地理编辑室的同志也经常到学校听课，反思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问题。1953年11月，田世英到北京男三中听课后感慨道：“我们编写任何一区，或任何一类的地理教材，首先要决定这一区或这一类教材的教学目的究竟是什么。教学目的明确了，然后再从教学目的出发，拟出教材的编排次序和文字叙述的方法。”这种植根于教学一线的求是精神，确保了教材的生命力。
3. 字斟句酌，以大家学养守护文字关隘
深入实践的务实精神，与精益求精的严苛标准相辅相成。老一辈教材人中不乏学界泰斗，他们甘愿将自己的精深学养，倾注于为中小学生字斟句酌的平凡工作之中。老一辈教材人王泗原先生学问精详，是《辞源》的终审之一，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，他甘为中小学教材“把守文字大关”，只要是“王泗原看过的稿子，大家就放心了”。王宏志回忆说：“那时一本教科书要讨论两三个月，从选材、结构到内容，要逐字逐句讨论。……一条史料、一个词、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，都要讨论。”叶圣陶先生审稿时，更是一字一句审阅并修改过，将修改意见写在裁好的日历纸条上，密密麻麻贴满书稿，从不在稿件上写字，“一部书稿看完，飞出的纸条密密麻麻，几十几百”，他的严谨细致，令人叹服。
新中国老一辈教材人身上彰显的教育情怀和工匠精神，是激励我们赓续传统、开拓创新的宝贵财富。今天我们致敬新中国老一辈教材人，就是要学会从细微之处体味他们的思想境界，继承和弘扬教材编写与研究的优良传统，将这份心系人民的教育初心和情系教育的出版情怀，融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，在迈向新征程中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。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基础教育》2025年第11期
文章编辑|谭霞
文章排版|吴盈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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